蜀绣源于周，兴于汉，盛于唐。蜀绣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从广汉“三星堆”遗址中出土的一具青铜塑像，留存在服饰上的龙纹，据清华大学中国丝绸服饰图案专家黄能福教授鉴定，所塑铜像为君王，服饰上的龙纹为刺绣。由此将蜀绣的起源追溯到了商周时期。蜀绣为丝织品上绣制产物，不易长时间保存，保存极好的也不过一二百年，因此蜀绣历史只能从相关历史物证和历史文献中查找推断。
西汉赋学家杨雄在其《蜀都赋》中云“若挥锦绣布，望芒兮无幅”。足见汉时蜀绣的兴繁景象。到西汉末刺绣已成为“女工之业，覆衣天下”（《后汉书》）。当时艺高的绣女被朝廷官府控制，汉代少府属官的东织室、西织室，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纹绣高级成衣而设立的。因绣品显示出非凡之技而被皇宫贵族们视为珍宝。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中详细记载了此蜀中之宝，更将蜀绣与金银珠玉同列。汉末三国时，蜀绣被用来换与易物弥补财政之不足。
唐时成都繁华富丽，天下太平而俱于生活享乐。史称“成人多工巧，绫锦雕缕之妙，殆牟于上国”。蜀地偏僻独安，群山环抱，地处川西平原，气候温润祥和，土地肥沃丰润，特适合种桑养蚕，所产丝帛质优量大，为蜀绣的发展奠定了优裕的物质基础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。（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于成都）。
五代十国时，四川先后被王建、孟知祥割据，称为“前蜀”、“后蜀”，后蜀皇帝趋尚享乐，骄奢淫侈，《说郫》：“衍（王衍：王建之子）北巡，至宜昌，泛舟巡阆中，舟子皆锦绣”。韦庄“浣花词”云：“锦浦春女绣衣金缕，雾薄远轻”。
宋代的帝王贵胄、富人大贯，享乐之风盛行，刺绣的需求量大增，刺绣技艺也随之提高。由此也促进了蜀绣的发展，《全蜀艺文志》卷三十四中述：“织纹锦绣，穷工极巧”。《皇朝通鉴》卷十三载述：“蜀工富饶，丝帛所产，民制作冰、纨、绮、绣等物，号为冠天下”。经世代相传，蜀绣技艺日趋完善，风格逐渐形成。迄今为止，蜀绣针法已发展到十二大类，一百二十二种。清道光以前，散步于民间的蜀绣艺人已相当众多，并形成许多小型刺绣作坊，民间组织“三皇神会”成立，这是由店主组织工人生产、加工、销售蜀绣制品的专门行会。表明蜀绣已从家庭小作坊走入市场形成规模化生产的转变过程。当时蜀绣主要分三类:穿货（礼服、霞披、睡衣、挽袖及其它实用品）、行头（剧装）、灯彩（红白喜事用的围屏、采帐、被面等）。到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成都成立“劝工总局”，内设刺绣科、设计科。聘请名家设计绣稿，蜀绣针法在当时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。绣品种类除实用品外，又发展了欣赏品和装饰品。如堂屏（条屏、中堂、斗方、横披等）。
劝工局设在当时的劝业场，现在的商业场。在劝工局的组织下，民间蜀绣盛行，成都周边郊县如（郫县、新津、邛崃、崇州）刺绣从业人员众多。不少家庭以此为业代代相传，从而产生不少民间刺绣高手。绣技精进，蜀绣名声大噪，据说清代不少宫廷绣源自蜀绣。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：“劝工局所出绣品为天下无双之品，以东洋之绣较之，出于东洋十倍矣”。当时一批名画家之作如刘子兼的山水、赵鹤琴的花鸟、杨建安的荷花、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，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，同时产生了一批蜀绣名家如：张洪兴、王草远、罗文胜等。据《蜀风》记载，张洪兴等四人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参加了在南洋举办的“巴拿马赛会”荣获金质奖章。之后张洪兴绣制的“狮子滚绣球”挂展，得到清朝廷嘉奖，授予“五品军功”。
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民间工艺的保护和发展，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三个公私合营的刺绣厂。一九六一年合并为“成都市蜀绣厂”。一九八零年在政府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，蜀绣厂从和平街迁厂至浣花溪畔草堂东路15号。今天党和政府同样非常重视蜀绣的振兴和发展，在浣花公园旁规划了“锦绣工场”。同时组织了蜀绣厂的改制，使观念陈旧、管理落后、负担沉重的老蜀绣厂重新焕发新春。蜀绣这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，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一颗绚丽的艺术明珠，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视和爱护的文化遗产。在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，蜀绣新成立了代表四大名绣之一的“成都蜀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”。蜀绣将从这里重新起飞，重树辉煌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