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认为，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，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，供应量较充足，问题不大；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，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，可部分代替。此外，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，河南邓县的烤烟（当时称邓炕）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，问题是数量有限，只能少量使用。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，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。

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，结合选叶、退梗、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，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，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“中华牌”卷烟，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。

应当说明，当时“中华牌”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，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。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“中华牌”卷烟质量，规定“中华牌”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，必须经部里批准，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。“中华牌”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，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，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，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。

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，当年一般仅10%左右，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。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，上等烟紧张，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，省公司知道后，责成必须追回，调给上海，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，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，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。

由于“中华”烟原料数量较少，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，不超过一万箱（根据原料数量而定）。大跃进年代，原料更是匮乏，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，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，同时，开始人工挑叶（解把挑叶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原料供应发生困难，“中华” 烟每年生产一些，但数量甚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（美国、泰国、津巴布韦等），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。